百度 广州市委市政府也对这一提升工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按照“岭南情、幸福岸、品质光、国际范”的设计理念进行打造，甚至，还要有浓重的“广州味”。

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福伊尔纳说过：“我们的职责就是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国会，第二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国家新闻媒体。”福伊尔纳的话简约直白地道出了现代智库的主要功能以及评价的标准。

现代智库基本的运作及其工作均无外乎三大方面：研究与咨询、传播与推广以及筹款。所有智库的日常工作都在于政策研究与咨询，通过其成果作用于政策和法律，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因此，所有智库均十分注重对自身机构、研究成果乃至学者的推广与传播，甚至借鉴商业营销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具有雄厚的资金。

敏感、高效和简洁是智库研究的生命

在研究方面，智库会就一些长期关注的领域设立课题，并在这类课题研究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的积累，产生新的知识与方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中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来自智库的研究。智库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动机。

现实性与责任性拉开了智库研究与大学学院式研究的差距。学院式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一般来说，这类工作价值难以确定，工作动力的稳定性、持久性也无法保障。而智库研究绝大多数直接来自社会现实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智库研究大多具有委托责任，成果质量与研究机构人员信誉、利益直接相关。现实需求和责任压力保证了智库研究的价值与质量。

敏感、高效和简洁是智库研究的生命。智库要善于发现最具研究价值的重大问题，在众多现实问题和委托项目中确定最具价值的选题。同时，智库要以迅速和简洁的方式完成研究与咨询，即以传统基金会所倡导的“快速反应政策研究”方法，完成研究与咨询任务。福伊尔纳指出，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时间和心情去翻阅和细读长篇的研究报告。有些智库的政策主张和建议甚至可以提炼到格言、警句的程度。冷战年代，传统基金会将其建议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概括成了一句名言：承认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 but not now）。

推销思想和研究同等重要

智库工作的现实性使其十分重视研究成果以及智库本身的传播与推广。至少在传统基金会看来，研究问题和推销成果同等重要。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说过：“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

智库广泛地采取四种办法进行传播与推广。首先是举办会议，大多为学术会议和公共论坛，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在全球平均举办700至800次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其次是组织机构内学者到国内外进行学术讲座和演讲；再次是政策陈述，向政府机构提交报告和到议会陈述观点，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在1998年至2008年的10年间月均2次、年均26次到国会陈述；最后是利用网络传播。近年来，各大智库开发出了令人赞叹的网站，向一切访问者提供详尽的基础资料、背景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于一切有需求的政府机构、企业以及研究同行而言，著名智库网站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筹款是智库的前提与基础

筹款以及由此带来的充裕资金是现代智库与生俱来的特征。智库研究的责任性要求其必须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完成委托方要求为标准。因此，智库研究与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式研究以及个人化研究的区别又在于：其研究的程度与水平不是由研究者所能拥有的时间和资源决定的，而必须根据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资金的花费。智库研究必须有充分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的保证，同时必须是穷尽问题的研究，而不是适可而止的研究。没有充足的、按需要提供的资金，就难以形成现代智库水平上的研究。

国会和媒体影响力为最常见的公开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提出了“四个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与国际智库功能和影响的评价标准是吻合的。美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主要是三个方面：政府影响、国会影响和媒体影响。现在所见各种有关智库的评价均以这三方面为准。但政府影响因其内部性而不宜公开，正如加拿大著名智库加拿大政策研究公司第一任总裁朱迪丝·马克斯韦尔所说：“最重要的影响往往是不会出现在正式文件中的。”因此国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就成为最常见的公开评价。

在美国，智库的国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文摘、报告对于智库研究成果的援引率，以及智库学者到国会委员会进行陈述次数等两个方面。在国会影响力方面，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列三甲。而规模和财力最为雄厚的兰德公司因主要受政府委托，服务于政府部门，则显得不够突出。

媒体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重要报纸、杂志、电视等传媒的引用率，在这方面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位列三甲。根据美国学者研究，媒体影响力与国会影响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媒体影响力大的智库往往容易吸引国会的“眼球”，从而成为国会经常援引和咨询的对象。

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中国智库主要问题

根据詹姆斯·麦克格恩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最大智库在亚洲智库中排名第一，在全球非美国智库中排名第25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咨询队伍号称“五路大军”，即高等学校、党校、社科院、党政机关研究室以及军队院校。“五路大军”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中国智库功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机构数量上看，根据国内多项统计，一般认为我国智库已超过2000家；但在国外智库研究权威机构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位列其中的中国智库仅有74家。这种统计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高校、党校教师的职业是教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并非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无法担当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高校、党校的研究机构所做的研究工作基本属于学术性研究，即以研究知识为主而不是以研究问题为主。政策规划与咨询需要建立在系统调研、经验积累、信息反馈与评估等工作为特征的专门化研究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之上。非专门、非专业的机构因职业差距、体制隔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技术性原因，无法从事职业意义上的智库研究。党政机关研究室是专门与专业的政策研究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机构的工作主要存在于政策制定的最后阶段，即拟定政策法规和起草文件等，而较少从事政策规划和基础研究，更缺乏中长期的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而这本应是智库研究的主要任务。

我国社科院系统是专门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由于历史原因，社科院系统更多是作为一般性文化单位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研究，更多地担负着文化传承而非原创性研究的功能。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央“三个定位”的要求下，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现实问题研究逐步得到重视，研究能力有所加强，但距离职业化的现代智库尚有距离。

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中国建设一批职业化的现代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目前国内距离职业化现代智库最近的社科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预期，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逐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