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明儿子首出镜 第五季 baby自带母性光环

　　作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原苏东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被证伪，以“马克思”为标识的意识形态现象学便在苏东剧变后出现颓势，这一历史事件再次激起国外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要去追悼“马克思”或者“马克思的幽灵”，并企图通过这种“追悼”来终结“历史”。国内也有人与此相呼应，并主张要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或思想流派存放到西方思想史中。

　　马克思退出世界思想舞台了吗

　　为此，人们势必要问，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是否真的开始从世界思想舞台中“溃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自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退出世界思想舞台，而且仍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的制高点。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一次次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并没有杀死它们，一次次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追悼，并没有送走它们的亡灵，相反它们的生命力却更加顽强。因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正以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影响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社会和时代。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存在。其一，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绝不是黑格尔式的或者神秘主义式的轮回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裂变出自我否定的力量并在自我否定中为更为先进的社会所代替。其二，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之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人之存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构成人之存在的物质前提，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精神的生产必然构成人之存在的精神前提；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由劳动解放、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等构成的物质解放，而且还包括由思想解放、宗教解放和哲学解放等构成的精神解放；解放不仅表达一种确定的结果，而且表达一种确定的过程；解放不仅表达一种外在作用过程及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内在紧张过程及其结果。其三，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现实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现实。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现实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对劳动的掠夺为基本特征和根本内容的社会。资本对劳动的掠夺必然以剩余价值作为中介、目的和主要内容，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诸多结构性对立，而对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消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无能为力的。而要消解这些结构性对立，必然出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的制高点，还在于其自始至终把“群众原则”贯穿到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之中。马克思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区别了“消灭哲学”的两种方式；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确立了其自身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阐释了其自身的历史观、实践观和整体观；一直深刻关切着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和命运，还亲自参与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自觉把理论同实践进行有效对接。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抽象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狭隘实践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书斋理论，绝不是“什么都行”的实用主义，而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改变“群众的世界”从而实现“群众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理论。因此，通过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来实现人的解放就必然成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诉求，也必然成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旨趣。

　　马克思主义位于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中心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提供现存的答案和教条，它们只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只提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是由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之基本要义和旨趣所决定的。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历史发展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对于“新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第三，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和语境，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语境必然致使对“特定答案”抱有永恒性的期待沦落为妄想，也很可能导致“特定时代的答案”成为其他时代的教条。因此，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所具有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有机性的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必然是要从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之基本要义和旨趣开始。

　　到目前为止，有哪一个思想家或者理论流派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揭示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存在？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关切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和命运？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地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没有的。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萎缩不是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思想舞台上的“溃退”甚或“退场”的明证，而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被误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偏离了正轨”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由此，苏东剧变恰恰证实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成为教条主义的、不可被歪曲的、不可被误读的、不能偏离正轨的。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决定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必然是各种理论话语的中心，无论是以肯定姿态出现，还是以否定面目出现。只要随手翻翻：福柯的权力理论、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拉克劳和墨菲的反政治霸权战略、赛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沙夫的资本社会分析、德里达的马克思幽灵、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话语中心或者中心话语存活在人们的视野和脑海里。用德里达的话来表述也许更为恰当和形象：今天，我们都是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驱除或者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的“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在此，不由让我想起这样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情：上世纪行将结束时，在英国BBC推举“千年思想家”的调查中马克思名列榜首。这或许就是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制高点的一种独到印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