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昌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上半年信用...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风险决策事件，而风险决策中的选择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同时，风险决策的结果还会影响人们在风险决策者之间所做的有关损失和收益的公平分配。这里的影响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面对愿意冒险和避免风险的这两类人时，人们会如何在他们之间对收益和损失进行分配？二是在面对幸运的风险偏好者和不幸运的风险偏好者时，人们又会如何在他们之间对收益和损失进行分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政府完善金融规制市场和医疗保障政策的补偿机制。比如，有关愿意冒险和避免风险两类人之间收益和损失的分配的理论问题，在现实中的投射是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就曾对是否要用并未涉及风险投资的普通纳税人的钱去援助那些金融投机者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与第二个理论问题相关的现实事件是，美国可能要建立一个面向金融业的紧急救助基金。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保护和救助在风险投资中失利的投资者，对那些在风险投资中获得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是否公平？

风险决策会如何影响人们在风险决策者之间的公平分配，其实关涉的是人们更在意事前机会（ex ante opportunities）还是事后结果（ex post outcomes）。持事前观点的人们认为，初始的风险决策选择给双方都提供了公平获取收益的机会，因此不主张根据风险决策后的收益与损失，在风险决策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持事后观点的人们认为，结果公平更为重要，主张通过重新分配来消除风险决策者之间的差距。人们对有关风险决策的公平观的看法实际上也预示着他们在对待相应的公共政策时的立场。因此，理解人们面对风险决策者的公平观，既可在理论上拓展对人们在一种已知的经济情境下的行为选择的研究，也可为政府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

通过风险决策阶段与分配阶段考察个人公平观

亚历山大·卡佩勒（Alexander Cappelen）等人于2013年6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第一次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风险决策下的公平观做了研究。实验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是风险决策阶段，紧接着是分配阶段。在风险决策阶段，被试需要在一系列确定的收益（有几种不同数值的确定的收益）和有风险的收益中进行选择。具体来说，有风险的收益是被试有一半的可能得到800挪威克朗（货币单位），有一半的可能得到0挪威克朗，而四种不同数值的确定收益分别是400、300、200或25挪威克朗。在利益相关者做出风险决策之前，会被告知第二阶段将对风险决策阶段的收益进行重新分配，但分配阶段具体的规则和细节不会被透露。在分配阶段，每名被试都与之前面对同样风险决策选择集的另一名被试匿名匹配成一对，两名被试在风险决策阶段获得的收益会被加总起来，作为这一对被试在分配阶段的共同初始禀赋。之后，分配阶段的分配者会被告知两名被试在风险决策阶段的选择，以及风险决策的收益结果，并对两名被试的共同初始禀赋进行分配。可见，在分配阶段中的每一对被试都有平等的事前风险决策选择机会，且存在可能的不平等的事后个人收益。

除了事前公平观和事后公平观以外，作者还引入了一种中介的公平状态，即所谓的选择平等主义（choice egalitarianism）。选择平等主义观点是指每个人都要对他们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无需对自己的运气负责。因此，抱有这一公平观的人会支持在选择风险收益且幸运的决策者和选择风险收益但不幸运的决策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但不支持在选择风险收益的决策者和选择确定收益的决策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实验中的另一个重要设计是考察分配者角色的不同是否决定了各自的公平分配观。一种分配者是“利益相关者”，即之前参与了风险决策，且要在自己和另一位配对者之间分配共同初始禀赋的被试。另一种分配者是“旁观者”，他们之前并未参与风险决策，但要作为第三方来分配两名参与风险决策的被试的共同初始禀赋，旁观者会因参与分配任务而获得一定数额的固定报酬。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角色的分配者对分配结果的影响，可以检验人们在分配时的公平观是否会因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而有所改变。在以往考察社会偏好的行为实验中，要么设定被试是利益相关者，要么设定被试是旁观者。而卡佩勒等的这一研究则是第一次比较利益相关者与旁观者社会偏好是否相同的实验研究。

实验结果支持参与风险决策事后公平观

该研究有四个主要的实验发现：第一，大多数分配阶段的参与者都选择重新分配两位被试的收益，而不是选择保持风险决策时两位被试获得的收益。第二，那些选择重新分配两位被试收益的参与者，在对待由于选择是否冒险而导致风险决策阶段收益出现的差异，与对待由于运气而导致风险决策阶段收益出现的差异时会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说，大多数分配者认为由于风险决策的不同而导致收益出现差异是合理的，并不会在事后公平分配两位被试的收益。大多数分配者也认为由于运气的缘故而导致收益出现差异是不公平的，并会在事后公平分配两位被试的收益。第三，分配者是否选择保持风险决策时两位被试获得的收益（即事前公平）与两位被试在风险决策中所面对的确定收益的数值无关。第四，即使利益相关者在分配收益时表现出自利的一面，但利益相关者与旁观者的分配行为符合一致的公平观，他们在面对个人不同风险决策下的收益和损失时，有着相同的公平偏好。

研究者在实验基础上，还构建了一个分配者的行为选择模型，以分别刻画持三种公平观的分配者的行为特征，并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证实了利益相关者与旁观者两类人群在行为偏好上的一致性。此外，作者还检验了模型中对个人公平观的估计是否能用来对人群的属性进行分类。结果发现，被试在实验中所展示的公平观与其政治倾向相关，右倾主义者更愿意保持事前双方的公平选择，而左倾主义者则更愿意保证事后的结果公平。

虽然一个孤立的实验结果还不足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但这篇文章的发现确实可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有关社会政策的争论提供有益的帮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上大多数人反对在没有参与风险投资的民众与投资失败的风险投资者中进行二次分配，但他们大多赞同在投资失败的风险投资者和投资获利的风险投资者中进行二次分配。同样，在医疗健康的政策讨论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通过二次分配让那些持有高风险生活方式的人付出成本，如政府应向烟、酒、糖类企业征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