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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丛子》的文献价值与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孔丛子》初步成书于秦汉之际，出于众手，在汉代又有续编。该书体现的文献性质与编纂思想，大致可以反映先秦两汉子书的学术传统。该书材料时间跨度由战国至东汉，对比其与先秦两汉子书的文献记载，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有大量的雷同。从另一种角度看，这种“互见性”不仅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孔丛子》从“旧思想”中采撷“文献精华”为其所用的目的与方法、相同材料在不同子书表述上存在的差异问题，而且能够呈现出它与不同时代子书的学术共性。以《孔丛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撰述、叙事、家学、文体、文学思想等各方面，对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略窥一貌。

就先秦子书而言，《孔丛子》与之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等，法家有《管子》、《韩非子》等，道家有《文子》、《慎子》、《列子》等，杂家有《尸子》、《吕氏春秋》等，名家有《邓析子》、《公孙龙子》等。从《孔丛子》与各家著作的学术联系，可看出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学术共性”：与儒家共同体现“集体记忆”与“集体叙述”的家学特征；与法家共同体现对“入世”与“时移世易”的共同思考；与墨家则体现了它们在互相攻讦中又有共同的编纂风格与学术特性；与道家、名家的学术联系，体现出它们对一些社会思潮产生了相同的思考。

与《孔丛子》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西汉主要集中在《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等，东汉主要集中在《白虎通》、《论衡》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材料多来源于先秦，如《尚书大传》等西汉子书的取材，主要是先秦古书；《论衡》等东汉子书记载的多是先秦传说与故事。这也反证了《孔丛子》的学术特征：大多记载先秦“传闻异辞”。

《孔丛子》与先秦两汉子书材料的雷同，至少说明两个事实：第一，这些雷同材料，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子书中，说明它们能够体现不同时代诸子的学术共识；第二，不同时代同一学派的诸子，有着内在的学术思想传承，所以他们能够将相同的材料转录在本派著作中，并不断继承与传播。

《孔丛子》以及其他秦汉子书，与先秦子书同类材料在表述上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与“真伪”无关，却与文献材料选择、使用的时代性与思想性有关。秦汉子书大致遵循类似的学术共性。这种学术特征，说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在继承先秦“旧传统”基础上，也有对秦汉学术“新传统”的创造。也就是说，在成书过程中，《孔丛子》与其他秦汉子书采用了直接援引先秦“旧文献”、改造“旧文献”以适用于当时学术之需的两种方法。这实际上就是陆贾《新语》所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概括而言之，就是“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前者是继承先秦子书学术思想，学习“旧传统”优秀元素的过程；后者是将先秦诸子思想转化为符合秦汉诸子学术需要的新材料，并重新编纂、整理出来，创造“新传统”的过程。按照今天的说法，“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不仅是当时秦汉诸子著书立说的“学术原则”，也是他们为后世创造的一种“学术传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也是后来历代学术研究大致遵循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并相沿成习。中华民族的“学统”与“文脉”，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其根源也在于此。我们今天的学术创新，也需要从这两个思路出发，展开研究。

问题的提出，与“疑古派”对诸子文献的辨伪有关。古籍辨伪，确实是“读书第一要义”。客观上说来，“疑古派”为我们深入认识先秦两汉诸子思想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但其造成的学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分“疑古”，造成了研究者面对诸子文献时往往产生首鼠两端、无所适从的心理。同一则材料，诸子记载各有不同。“疑古派”往往通过史源学的对比分析，力图“去伪存真”，从中选择一个看似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真说”，其他的则被视作“伪说”。这种做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研究困境：中国古代很多被认定为“伪”的文献，会被轻率地“切割”出去，并使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所有文献记载产生怀疑，进而造成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基石的抽离；严重一点，还会使研究者做出中国古代学术典籍“文本不可靠”的判断，从而对华夏文明的根源与传统造成戕害。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如果考虑到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考虑到华夏文明与中国学术具有内在的“学统”、“文脉”的话，这种“去伪存真”就存在很大问题。道理很简单，先秦两汉诸子文献具有“公共资源性”特征，各书材料之间存在雷同或差异，都是常事。诸子百家对同一则材料记载的“差异性”，不能简单以谁是谁非来衡量，而要考虑到不同学派在同一场合或相同学派在不同场合材料表述的差异性。结合秦汉诸子学术传统的认识，我们或者可以对“疑古派”的一些说法进行重新审视。

通过《孔丛子》的文献价值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的研究，我们充分认识到，汉代诸子之所以想努力创建属于自身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是因为他们具有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同时对自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发展具有清醒认识与深刻思考。他们试图在继承先秦学术“旧传统”基础上，创造属于汉代社会的学术精品，从而构建汉家王朝的文化精神与学术“新传统”。当时一系列以“新”为名的著作，如《新语》、《新书》、《新序》、《新论》等，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可以说，秦汉诸子提出的“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就体现了他们对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的认识与做法，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创新、学术创新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