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SC地中海邮轮“辉煌号”地中海+巴黎13日之旅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明末清初是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时期，也是基督教伴随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科学技术开始实质性接触。以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为肇端，1687年法国5位“国王的数学家”抵华为标志的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直至“最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1793年去世的两个多世纪里，一批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中医西传：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

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学西传”过程中，除了译介儒学典籍之外，还把中医文化传播到西方。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是向西方全面介绍《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脉诊、中医望诊、中医方剂、针灸穴位、中草药的第一人，也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医理论、发表严肃中医学术著作的西方第一人。卜弥格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哲学基础有着深入了解。在《论脉》一文中，他对气血循行、人体结构和四季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内容做了凝练生动的论述，这些均属于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他还对中医脉学常识和中医切脉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在《论脉》中，介绍了三焦和寸口处脉象的对应关系；在《耶稣会卜弥格1658年在暹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中，以浓重的笔墨强调了脉诊在中医中的重要性；在《医学的钥匙》一文中，展现了其对脉象、经脉和气血循行理论的谙熟；他依据中国最早脉学专著——王叔和的《脉经》，形成了《中医处方大全》一书；他还撰写了《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一文，远早于后世中医常用的民国时期曹炳章的《辨舌指南》。

通过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写给法兰西科学院及本修会的书信，可知他的中医研究重点是植物药。中草药的运用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及理论精髓之一，巴多明详细介绍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等中国特有药草和植物，特别是其形态、制作方法和医学功效。巴多明还注意到动物药的神奇功效，这一点从他写给法兰西科学院的第二封信可以得到佐证，他在信中分别介绍了大黄和东阿阿胶的炮制过程。

根据《耶稣会士书简集》，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至少4封信函中详细介绍了具有药用功效的中国植物，如柿子、荔枝、槐树、柳树、扫帚草、樟脑、蕨、芝麻、葛根、赤小豆、芍药、金银花、通草、人参、白芨根、白芍、马齿苋等，此外还介绍了辰砂、雄黄、磁石粉等矿物药，以及羊肝丸这味动物药。殷弘绪在中医文化传播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对中国人工种痘的详细介绍，并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术比欧洲先进。他驳斥了西方对中医的怀疑，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与同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巴多明关注阿胶的药用功效颇为相似的是，谙熟中国文化和中医药知识的殷弘绪同样关注到了中国的动物医学，他甚至还向欧洲介绍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动物医学偏方：羊肝丸治疗夜盲症。殷弘绪对中医研究的高深造诣还体现在他对曾被中国古代医学蒙上神秘面纱的传奇中药“秋石”的详尽介绍。

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现代启示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把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了中医文化和中华文明成就在西方的传播，影响了同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了中西方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促进了双方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互吸收和仿效，为欧洲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和参照，从而为促进社会变革发挥了作用，对当下的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亦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化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集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科学技术硬实力于一身，更是体现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核心和精神实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健康观。中医药既是一门生命科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门兼备人文与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医学。向世界宣介中医药文化知识，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而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观念可为人类认识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借鉴。2010年，中医针灸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开启了新纪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中医药文化上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这不仅需要中国人的保护和传承，还需要全世界共同的保护和传承。

中医要在文化概念和认知体系完全不同的西方被接受，关键在于普及程度，而普及必须依赖传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国民性的印象改变可以源于文化。传播到国外的中华文化要素，只有通过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创造性转化进而融合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去，才能使这些文化要素产生作用和影响。在西方，中成药没有一例通过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英国开始禁销中国中成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化传播有助于促使中医药走出去。既然在技术上很难沟通，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通过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来推广中医药技术。

做好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要有灵活的表现形式和生动的表达艺术。为更好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新时期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国家战略规划；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翻译；丰富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发挥孔子学院的载体作用；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积极推广中医和传播中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