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国企“出海”勿成“脱缰野马”

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危机高发期，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但最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忽视新兴经济体的正当诉求、西方国家主流认知没有与时俱进及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滞后等因素决定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危机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这也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进而言之，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内战，从乌克兰危机到克里米亚 “脱乌入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斯诺登事件，从“伊斯兰国”崛起到巴黎恐怖案等等，诸多国际事件相继爆发，并由此诱发世界“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但究竟是哪些主要因素促成世界进入危机高发期呢？这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针对国际危机特质，我们认为，世界进入危机高发期是多方面原因在起作用，但最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忽视新兴经济体的正当诉求，西方国家主流认知没有与时俱进及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滞后等因素决定的。

西方忽视新兴经济体正当诉求

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降并有加速下降趋势。金砖国家作为整体力量正迅速崛起。尽管其崛起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种障碍，但其崛起的趋势将不会改变。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意义深远。首先，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与发展的引擎不再由西方国家单独主导，而是由新兴经济体和西方国家共同主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还是率先复苏增长。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其次，国际纠纷、危机和冲突解决初步走出由西方国家绝对支配的局面。近期发生的叙利亚战争危机，由于俄罗斯积极斡旋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力支持，最终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了箭在弦上的更大战争。最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有了初步的物质基础。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呼吁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当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较小，难以提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所需的物质基础，从而收效甚微。而今，从经济实力上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群体崛起。这突出表现为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至2012年，非西方国家产出规模首次超过了西方世界，其中，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27.2%。上述经济总量的对比变化必将夯实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物质基础。

客观地说，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分享国际领导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运行的基础条件。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的推动者。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坦诚迎接国际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主动接受新兴经济体对国际关系稳定运行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是通过多种路径制造麻烦，从而达到延缓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的目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忽视新兴经济体的正当诉求，采取遏制措施，必将进一步制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的矛盾、危机和冲突。

西方主流认知未能与时俱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大大便捷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不同肤色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相应减少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其次，经济全球化推进国际经济利益相互依存，金融、贸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障碍日益减少，全球相互联系不断增强，国际社会进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阶段。再次，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将是大势所趋。世界正处于一个迅速转型的时期，现有依赖传统工业革命而制定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制度已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为促进和保证国际社会繁荣与发展，需要及时、持续提供相匹配的国际治理体系。

目前，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治理体系供给的主体、路径和内容还在持续讨论中，共识性结论尚未形成。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垄断、支配国际治理体系供给的局面将逐渐被打破，新兴经济体必然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上述国际社会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体现。这种变化需要相匹配的国际主流认知的发展与完善，以便指引国际法主体重构行为准则、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并以此为基础，保证国际关系运行处于良性互动、发展之中，减少国家之间的危机、对抗、冲突。正如本轮金融危机初期，20国集团一度成为最主要的世界经济领导机构，对稳定世界经济秩序功不可没。不过，20国集团仅仅是一个非正式对话的国际论坛组织，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情愿将世界经济管理权交给20国集团。因而，曾被寄予厚望的20国集团沦为债务人和债权人聚会的平台，更为重要的世界事务依然在七国集团框架内解决。有效管理世界经济变得相当困难，遑论高效运行国际治理体系了。

造成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社会的国际认知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依然停留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形成的国际认知层面上。首先，表现在冷战思维根深蒂固，这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影响深远。当前，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不是将和平、发展与民主视为国际关系良性运行、发展的基石，而是依循其自身的价值观、人权、意识形态等条件，将不同国家分为盟友、敌人等类型。其次，国际治理依据依然固守在西方历史经验“权力转移”的认知层面上，并据此判断新兴经济体“崛起”与过去的西方帝国崛起性质相同，且认为国家富强后，必将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2014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中国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实质上，安倍晋三的言论是忽略历史维度的错误认知。他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在没有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完成的，与历史上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当前，西方国际问题专家已经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权力转移”。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国际认知依然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而言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身体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它们的大脑还滞留在21世纪之前的阶段，因此在应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时，必然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可以预见，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流认知若不与时俱进，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交往的难度，阻碍和谐、信任、公平、合作与共赢的国际秩序的形成，而且将加剧国家之间的危机、冲突与对抗。

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滞后

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当代需要解决的国际难题和问题与当时的国际情势相差甚大。二战结束后形成的 “雅尔塔体系”，既包含了美苏两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又有着维持世界和平、解决世界争端、提倡民族自由独立的原则。雅尔塔体系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保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维持大国合作，防止世界大战，但是该体系并没有防止冷战的到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对抗中形成了各自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治理特点。冷战结束后，有西方学者乐观地表示，这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最优越的政治、经济体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然而，这遭遇到了各种反弹、危机。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地区冲突、贸易纠纷、环境保护等问题日渐凸显。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反而导致了内乱、政变频发的状态；推行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各种寡头势力和利益集团所控制，广大民众没有分享到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可以说当前世界进入危机高发期背后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的因素，与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过度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又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国际治理体系有着重要关系。

从国际社会发展实践考察，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发展滞后，不能有效解决当代国际社会危机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扩散而成，但从实质上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滞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下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元特权，却没有施加相匹配的义务，也没有设置责任机制约束美国政府滥用美元特权。由此，美国在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往往考虑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

变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更新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危机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没有完善的国际治理体系服务于国际社会，当国际法主体之间出现分歧、危机与冲突时，只能依靠外交途径和国家实力解决，缺少相应的法律解决路径。每当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冲突时，外交途径的解决空间非常有限。例如，新近发生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当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均认为“谁拥有乌克兰，谁拥有克里米亚，谁就拥有地缘政治优势”时，外交途径解决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已几乎没有可能。由此，当没有预先设定国际危机解决机制、外交途径又没有能力化解彼此间战略利益冲突时，类似于乌克兰危机解决方式只有依赖国家间实力的较量了。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法律问题研究”（15BFX129）的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