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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加快构建本土的、民族的中华思想通史理论体系，《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开设专栏，刊发4篇专题文章。

中国社科院杨子彦《中国文艺源泉论的历史发展》一文认为，文艺的源泉问题是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看，主要存在以物、道、理、情为源泉等几种说法，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是对这一问题的定论。将上述论述加以系统研究可以发现，从最早的“感物”到“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艺源泉说的一条发展链。系统梳理这条发展链，辩证认识和评价相关理论的价值，意义重大，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25-08-04）”，将文艺创作的重心转回到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让理论拥有历史资源和现实支撑，从根本上建立文学自信、文论自信、文化自信。

清华大学李飞跃《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词学问题》一文认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学术进步的本质就是观念不断更新，但以往研究过于注重差异性、独特性，忽略了关联性、整体性，产生了大量碎片化的研究成果。当前正处于中西古今会通的重要时段，理论与方法探讨前所未有的活跃，资料累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应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加以研究，从历史的、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审视其本质特征与形态功能，促进文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回归与转化。以诗词曲为例，诗词曲承载着古人的情感，同时也能塑造我们的共情能力，是古今价值认同、审美体验和心灵相通的纽带，以诗词曲为最高成就的古代韵文的承传与发展，既要立足历史也要立足当下，认识到它们的多样性、活态性与及物性，不仅有助于古典诗词曲的历史还原，也将有助于当代歌曲和新诗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社科院郑永晓《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元代文艺思想的独特性》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更重视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民族性，强调民族之间的交流会促进公共精神产品的生产，有助于克服单一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6页）”。以元代为例，统治者在元初实行的高压政策和民族歧视都没能阻挡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也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才使得元代文学创作和文艺观念丰富多彩，铸造了辉煌的成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瑞卿《浅谈唯物史观在文艺思想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反对孤立的“精神批判”，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社会关系，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上的东西。根据这些论断，文艺思想研究应注意四个问题：第一，注意从物质现实与中国现实出发，讨论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第二，注意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关系；第三，要从历史过程的整体性来思考问题；第四，注意在科学的层面上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