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下腹部是什么器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早期中国的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辩难吸收、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儒学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其中所承载的“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中国思想之渊源》）也成为建构统一帝国文化体系与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来源，以及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基因”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孟子又是一个“继往圣，开来学”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之中点”（《中国文化史》），那么孟子则成为链接起三代智慧、轴心文明与一统背景要求下的学术文化的重要一环。

汉代诏令借鉴孟子仁政思想

面对秦朝短祚的前车之鉴，享国近八百年的周朝及与之相表里的“周道”（西周王道政治与文化形态——作者按）成为渴望建立长治久安局面的汉帝国认同与效法的主要对象：“汉家法周”（《史记》）观念被西汉社会普遍接受，汉“伐秦继周”（《汉书》）的说法也大行于世。与之相应，高度推尊并频繁记载“（周）文王之政”等“平治天下”之法的《孟子》，也成为统治阶层效法“周道”的重要文献来源和理论依据之一。

汉代诏令是帝王意图的最真实体现，也是文化思想与政治权力博弈的第一现场。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及相关谥诏能够发现：其一，《孟子》的仁政记载在文帝诏令中占据较大比重。目前可见的汉文帝43篇诏令中，与《孟子》相关的达21篇，尤其在涉及保民、抚孤、养老、振贷、省刑、薄税、重贤等方面体现尤为突出。文帝元年相继颁布的《振贷诏》《议除连坐诏》《养老诏》，涉及抚恤鳏寡孤独、罪人不孥、老者衣帛食肉三个层面，无论是主题还是具体用语，都与《孟子》对“文王之政”的记载若合符契。可见，汉文帝即位之初即已将《孟子》中记载的“文王之政”作为施政蓝本对待。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特点不仅在汉文帝执政初期诏令中体现明显，还贯穿了汉文帝的整个执政阶段；不仅涉及养孤老、减刑罚、薄税敛、求贤等与仁政密切相关的内容，甚至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以及处理淮南王谋反等事件上，也对《孟子》“以大事小”“舜封弟象”等思想有所借鉴。其二，与之相应，汉景帝元年十月，汉代官方又化用反映孟子仁政思想的“王道可得闻与”篇作《定孝文帝庙乐诏》，该诏是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内容与《孟子》高度相似，为我们理解汉文帝施政理念与孟子仁政思想之间的关联，再次提供了有力佐证。诏令有意将“孝文皇帝临天下”与“文王之治岐”对举，以彰显汉文帝的德政举措比肩于周文王的地位与影响；该诏令所称颂的汉文帝通关梁、罪人不孥、恤鳏寡孤独、尊长老等仁政举措，无论在思想倾向、先后顺序还是具体措辞上也均与《孟子》高度相似。以上诸例无不提示我们，文、景二帝对《孟子》中仁政记载的高度认可。

孟子士人精神被高度认可

钱穆在评价孟子在汉宋之学中的地位时指出：“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孟轲。”所谓“为真儒”，讲的正是对士人人格精神的建构。这一说法，代表了世人对孟子在士人精神建构问题上的普遍认同。

汉代是士人价值重构的转捩期，无论是士人、硕儒还是帝王，无不对孟子士人精神予以高度关注与认可。例如，司马迁率先将孟子与孔子并列，以表彰二者不肯“枉尺直寻”的守道精神；刘向盛赞孟子是“大儒”“名儒”，“为当世冠”；班固也多次将孔孟并称，强调二者在“士志于道”问题上的一致性：“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答宾戏》），“舍生取谊（义），亦道用兮”（《幽通赋》）。此外，汉代对孟子士人精神的推尊同样并不局限于士人阶层，汉灵帝给姜肱的手诏更是汉代推崇孟子人格精神的集中代表：“（姜）肱抗凌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许由不屈，王道为化，夷、齐不挠，周德不亏。州郡以礼伏顺，勿失其意。”（《后汉书》）该诏熟练化用并高度概括了孟子的“尚志”“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而且贴切概括了姜肱盛名的由来。据《后汉书》记载，姜肱博通《五经》，颇具盛名，面临生死抉择不惜舍生取义，不因汉桓帝褒扬所动，不为曹节专权所屈。此后，汉灵帝以玄纁征召，又被姜肱所拒。汉灵帝叹服于姜肱的人格精神，从而手诏地方政府，要求尊重姜肱心意，不再勉强征召。纵观姜肱一生所为，恰恰是对孟子士人人格精神的切实履践；而汉灵帝的寥寥数言，又均来自对孟子士人精神相关语句的信手拈来与完美化用，由此也足以看出对孟子士人精神的熟稔与认可。

孟子学说建构汉代文化的作用

东汉学者赵岐曾评价孟子学术价值说：“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孟子题辞》）赵岐的评价恰恰概括了孟子学说在汉代文化建构中的两大作用：为统治阶层提供王政记载；为士大夫阶层提供士人人格精神依据。

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汉代士人、硕儒和帝王对孟子的关注或是偶然；然而作为时代风气的代言者，以上诸例的出现又实为必然。一统之初、秦火之后的汉代社会，迫切需要从幸存的三代文化与百家智慧中寻找长治久安的经验与依据，而孟子所提供的，恰恰是“解民倒悬”“平治天下”（《孟子》）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无论是涉及“至善道”还是“为真儒”，孟子在汉代文化重构过程中的首要身份，都是三代文化与轴心时代智慧的传承者和记录者。也正是因此，在秦火之后、典籍不征的情况下，保存相对完整，地缘、师承关系相对明晰的《孟子》迅速被社会接受；三代以来的社会理想与春秋以降的士人精神，也因其承继改造而得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落地生根、焕发生机，继而流传千载、泽溉百世。这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载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生机活力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