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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海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三星堆由何而来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谜题。其独特的文化特征集中体现在青铜器等高等级器物上。不同于中原地区渐进式的发展，这些高等级器物呈现“突发式”特征，源于三星堆之外的因素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走出三星堆，以多学科视角梳理其资源、技术、文化交流脉络，构建三星堆与其他文化的互动网络，或可在宏观体系中揭示其文明形成过程。

何为“三星堆之谜”

作为二十世纪最引人关注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以独具一格的器物特征引发诸多思考。随着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6座新祭祀坑发掘工作的开启，迄今已有上万件编号文物出土，其中不乏前所未见的“国宝级”文物。学术意义之外，三星堆同时显示出巨大的公众传播价值。其引发世界瞩目的原因是多层面的，主要原因当是“三星堆之谜”驱动的原初探索欲。

何为“三星堆之谜”并无统一的表述，学者与公众关心的问题各有不同。诸多疑团中，三星堆独特的文化特征由何而来、如何形成，当是“三星堆之谜”的核心议题，也是理解三星堆的关键。考古学上，三星堆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高等级物质文化层面，如青铜器、金器、玉器等。青铜器可作为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大量面具、人头像等人面形象，神坛、顶尊人像等场景化器物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独树一格。依此逻辑，解决“三星堆之谜”的重心应是厘清青铜器为代表的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这也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置于更为宏观的时空体系中，三星堆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具有“突发性”特点。在成都平原，较三星堆文化更早的宝墩文化中缺乏青铜、金器等器物的技术基础。此类复杂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独立发明，必然与其他区域存在交流。如三星堆的铜器技术主体属于中原的范铸体系的范畴，同时兼具其他地区的技术特点。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形成除了本土创新的因素外，来自外部的资源、技术及文化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以体系化的概念呈现的这些外部联系便是三星堆文明的互动网络。以往关于三星堆的研究呈现一定的“内倾化”趋向，即聚焦于三星堆本体的描述和分析，凸显其文化特性，由此进一步加深其“神秘”的文化印象。向外的联系虽有学者关注，但主要依托区域间器物的相似性，囿于资料有限，缺乏深入解读。基于多学科方法，系统化复原各类高等级遗存的来源脉络，构建全面的互动网络是三星堆当前研究亟待补足的方面。互动网络的构建将为解决三星堆之谜提供全新视角，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贡献坚实的理论与实证支撑。

多学科视角下的互动网络

多学科方法的介入是考古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如何跨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将考古与科技有机融合是学科面临的难点。长期以来，考古与科技“两层皮”的现状极大阻碍了多学科手段走向深入。互动网络的构建涵盖资源、技术、文化多个层面，是探索人文与科技融合的理想议题。互动网络的研究具象化本质上是探索各类器物、原材料、技术、观念等因素的流动。在考古学研究中，物化层面通常以文物产地的概念体现。但狭义的文物产地特指器物具体的制作地点，无法揭示技术、观念层面的互动。为此，我们提出文化产地的新概念，以人文和科技的结合为基本思路，在狭义产地的基础上融入资源、技术、文化多个层面，探索器物背后的完整生命史及其反映的人类行为模式。

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以风格、技术、原料三层次结合为中心，分别从时间、空间两方面建立数据库，开展对比研究。例如讨论某地青铜器的产地，狭义的文物产地聚焦于铜器具体的制作地点。但铜器所用铜、铅、锡原料来源可能各有不同，工艺技术或是多地融合，设计风格常汇聚本土与外来等不同因素。将不同层次的多种可能进行排列组合，便产生可能性极多的复杂场景。如当地工匠采用外来原料制作本土风格铜器；外地工匠携带原料至当地以本土风格制作铜器；外地工匠在外地制作外来铜器后将器物运至本地……其中不少可能性或同时共存，这些复杂的行为场景是揭示全面互动网络的基础。

以上研究理念使得建立三星堆全景式互动网络具有可能性。如前所述，三星堆互动网络多以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的流动体现，且以青铜器最为重要，其他还包括金器、玉器、绿松石、朱砂、象牙、海贝等。以青铜器为例，可基于铅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等科技方法，探索其原料来源。从空间视角来看，我们认为三星堆铜器与同时期的殷墟及长江流域其他区域的铜器群普遍流行使用极为特殊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原料。这表明三星堆处于宏大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中，其铜器所用原料源于这一网络。就时间视角而言，我们进一步建立涵盖古蜀地区各时段铜器的科技数据库，表明三星堆铜器所用原料与其后古蜀地区原料明显不同。技术方面，三星堆铜器工艺技术呈现多源化特征，其基本工艺体系脱胎于中原地区的范铸体系，同时分铸、铸接技术发达以适应其复杂的造型风格。以大量铜箔饰为代表的器物显示出发达的锻打工艺，在亚欧大陆中、西部更为流行。尊、罍等容器的内外壁凹凸相应的技术特征属长江流域特点。铜器风格本土特色鲜明，大量的人面形象和场景化的造型表达与中原等区域的造型体系迥然不同。但若将铜器分解，可见其造型、纹饰的许多基本元素仍与中原等地联系密切。如神坛等器物上的尊、觚形象，纹饰系统中的云雷纹等母题均源自中原地区。

三星堆2、3、8号坑发掘出土的驭兽顶尊跪坐人像最能凸显三星堆铜器的多元融合特征。整器由三部分组成，下部为青铜神兽、中部为跪坐之人、上部为人头部所顶之尊。我们认为这一器物是对现实场景的艺术化表达。对应的场景是祭祀礼仪之人骑乘大象，头部顶尊，尊中盛装海贝。这一场景中，进献之人属三星堆本土要素，所顶之尊为长江流域风格，尊中所盛海贝来自南方热带海域。相应的头顶重物、骑乘大象等动作在南方亚热带、热带区域颇为流行。在同一件器物中，可见多地的器物、人物、资源、动作特征等，并以三星堆观念重新组合形成全新的艺术风格。顶尊跪坐人像、神坛均可称为场景化铜器，在祭祀、礼仪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尽管这些器物造型差异明显，但均具有模块化特点。自下而上均由“兽”“人”“尊”三部分构成，其表现的核心场景是将遥远南方的海贝等珍稀资源向上进献。在青铜器最为重要的器类中重复表现此类场景，可见资源流通对其社会的重要性。三星堆向外的互动网络当是以资源为基础，兼具技术、文化等要素。

三星堆的青铜器在资源、技术、文化几个层面均显示出与其他区域复杂的互动，支撑起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发展。除青铜之外，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尤为发达。用金并非中原地区传统，三星堆金器的技术、形制以及用金观念当是跨区域互动的产物。其他如玉器、绿松石、朱砂、象牙、海贝等也各有不同的流通脉络。将各类资源的流通脉络相串联，便可编织出三星堆的资源网络，以此为基础建构涵盖技术、文化等内容的全面互动网络。文物的产地、珍稀资源的流动、技术与观念的交互并非互动网络探索的终点。基于互动网络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兴衰及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价值与意义是更为宏观的研究目标。

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文明的形成并非孤立的过程。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使其与其他区域的关联易被忽视，但走出三星堆，置于更为宏大的时空网络中，可见其形成与整体文化格局的逻辑关系。早商和中商时期，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分布范围较广，远及长江流域。刘莉和陈星灿提出此时商王朝采取了以城为中心的资源控制模式。作为商王朝在南方的区域性中心，湖北盘龙城遗址发挥着资源集聚、转运等多重作用。此时，处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聚落已初具规模，但青铜器等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体系尚未形成。至中商末期时，商王朝的宏观聚落形态发生明显转变。区域性的中心城址在晚商时期不再流行，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出现收缩趋势。长江流域的区域性中心盘龙城遗址在此时废弃，标志着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退缩。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各地的土著文化相继兴起，并与商王朝之间形成某种新的互动网络。沿江而下，三星堆、宁乡、新干等铜器群显示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同时均流行高放射性成因铅原料，技术以中原范铸体系为主体，风格多见本土与商文化因素的融合。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源于或经由长江流域的各类珍稀资源如印纹硬陶、原始瓷，可能还有海贝等有机质资源向北输入商王朝，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形成某种涉及资源、技术、文化的全面互动网络。

从形成背景来看，三星堆特征鲜明的高等级物质文化遗存是在黄河、长江流域整体聚落格局的变迁下形成的。就内容而言，青铜、金、玉等在资源、技术、风格等层面均受到互动网络的影响。可以说，三星堆高等级物质遗存是以其互动网络为基础而形成。当然，三星堆本土的创新不可忽视，经过吸收、改造、融合、创新，三星堆先民以多种途径构建起独特的礼仪和艺术体系。在这一互动网络中，从商王朝的视角出发，三星堆属于长江流域诸多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力量。三星堆与商王朝之间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形成稳固联系。以三星堆为中心，商王朝则是其互动网络中的主要对象。两者的互动网络范围不同，但相互交叉，并与其他文化进一步形成多元的互动体系。区域之间的珍稀资源、先进工艺、美学及礼仪宗教观念等实现体系化的流动，共同促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新的考古发现增进了我们对三星堆的理解，但对其来源的认识仍模糊不清。李白《蜀道难》吟唱出蜀地对外通路的艰险，三星堆的独特似乎与其闭塞地理的固有印象“相得益彰”。但理解三星堆应置于中华文明宏观格局中整体考量。蜀道固难，却从未阻断三星堆先民向外的通路，以资源为中心的互动网络范围极其广阔，且在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系统的复原、解析这一网络是解决“三星堆之谜”的关键，理解三星堆的前提是走出三星堆。